前段时间在业内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问题：翻译公司（翻译服务行业）会不会以后被人工智能取代？说实话大连翻译公司（翻译服务行业）会不会以后被人工智能取代这还另说，但是人工智能对于翻译公司的影响是日趋深远是不可避免的。
 
不妨设想一下，有朝一日机器翻译替代人工翻译服务，翻译公司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？
据悉，去年国外某网络公司推出一个翻译网络，准确率已达到86%。这种动态翻译方式比以前以词组为单位的翻译方式向前进了一大步。有研究小组得出结论，未来十年左右，机器可以独立完成一部作品的翻译，未来十五年左右，机器通过深度学习，可以翻译新语言。如此看来，翻译这个行业正面临生存危机。
 
但就文学翻译而言，情况要复杂一些。机器翻译即便能趋近准确层面上的“信”，却未必能做到“达”和“雅”。毕竟做到这三点，对于文学翻译家也意味着很大的难度。而近年来，因受到社会环境、业界生态等因素影响，曲解原著精神，乱译、错译、误译情况纷出，文学翻译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损。如何改变这种常被谈及却“实难改变”的困境，某种意义上正是日前于上海举行的题为“再登巴别塔—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”的专题研讨会的意旨所在。
 
翻译奖项连续数年一等奖空缺，为何？
“不是外文不好，而是中文不好”
就外译中来说，外语自然是不成问题的，但说到要让译文丢掉“翻译腔”，体现出纯正的汉语性，机器翻译恐怕就难以企及了。事实上，这也可以说是目前文学翻译界在翻译技术层面，面临的最大的难题。
 
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于此深有感触。他注意到十多年前，《参考消息》曾和新加坡合办一个翻译大赛，连着三届一等奖空缺。“当时原文和译文都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登出来了，这些译者的翻译是很准确的。他们不是外文不好，而是中文不行，所以评委没能评出一等奖。”事实上，鲁迅文学奖里设有文学翻译奖，上海译文出版社设有卡西欧翻译奖，一等奖也经常空缺，综合各方观点，原因也往往是译者不能充分传达出汉语性。
 
以汪涌豪的理解，汉语不像英语、日语，它是一字一音的孤立语，没有词形词尾变化，语法规则不是刚性的，因而更重视语义语境，内在的意蕴。“我们前辈都说西语是法治的，汉语是人治的。汉语没有什么不能省的句子成分，相反古人为了一些特殊效果还故意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，但你不能说它成分残缺。所以，汉语有西语没有的那种跳荡、灵活。”基于汉语这种特点，汪涌豪认为，译者把西语译成汉语，应该多少对汉语有所顾及，应该多少凸显汉语的这个特点。“而能不能尽量体现汉语的特点，几乎决定了译文的品级。”
但现实的状况是，当下拗口、生涩的译文触目可及。汪涌豪哭笑不得道，因为“and”是“和”的意思，多数人会翻译“微笑和沉默不语”、“微笑地沉默着”，而不会用“笑而不语”或“笑而不答”；因为“about”是“关于”的意思，不少人会翻成“我没有关于他的消息”，都没想到简单的“我没有他的消息”已足够表达；因为英文里有不少单数复数，人们翻译“男士们”、“动物们”，却忽略了这些名词在汉语中本身就是集体性名词，本身就有复数之意。“很多汉语译者不懂得尊重汉语表达习惯，通过拆分、换序、合并的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。”
 
在技术层面注意汉语性问题是一个方面，在观念上负起维护汉语纯正性的责任，在汪涌豪看来，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。汪涌豪表示，外译中理当尽可能凸显汉语特有的丰赡美和博雅美。“我们现在熟知的翻译大师，如林纾、傅雷、朱生豪、梁实秋、冯亦代、梅绍武等都做了很好的示范。这些人外语好不必说了，他们还有深厚的国学功底。所以译文不但可信、畅达，还充溢着汉语的儒雅。”
 
这并不是说汪涌豪提倡现代译者都要学古汉语，他只是认为译文不能过分西化。他重申钱锺书曾强调的一个观点，好的译文应该要达到“化”境，要做到了无痕迹，出神入化。在汪涌豪看来，好的译文在不脱离原文具体语境的同时，理当依从母语的法则。“一个好的译者，完全可以打破直译或者意译的纠结，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母语上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翻译是再创造。你要问是不是追求传神就会妨碍传真？我觉得不会。对于一个严肃的、有水准的译者来说，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创作起点在哪里，自己工作的终点又在哪里。”
 
 一次公开讲座中，当被问及当下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，德国学者顾彬斩钉截铁地说，是“在母语”。“我们（翻译）最大的困难不在外语，困难在于母语 。”在顾彬看来，翻译是需要经验积累的。
 
他说看到《China Daily》(《中国日报》英文版)上的一篇文章，觉得非常有意思，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，20岁开始做翻译，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 。顾彬的言外之意是，这批年轻的翻译者缺乏经验的积累，而这个经验并非是外语水平问题，而是母语的功力。“如果从德国看我会发现一些有名的译者年龄都很大，我发现我今年七十岁才觉得自己会翻译，母语是我最大的问题。”
 
 大连信雅达翻译服务有限公司一直恪守从母语看翻译的原则。